“殿下的意思是？”
“太祖皇帝定下国策是重农抑商，其实自古以来皆是如此，但从对商人的种种限制来看还是以我朝为最重。但世事难料，种种的限制措施仍没能阻止商业的发展。我大明刚立国时，太祖皇帝以朝廷当时的年支出两千七百万石为定数，定下了日后征税的基准。但随着军屯被破坏，户口增加，再加上与北方的战争不断，导致朝廷开支越来越大，朝廷只能不断的加税。总而言之还是朝廷的制度出了问题。”朱桓有点明白为何国库收入如此之少了。
“臣还是有些不明白。”
以朱桓现代人的身份多多少少明白点财税知识，但陈其猷作为传统读书人对这些道理就不是很了解了。
在朱桓看来明朝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财税制度上，有明一朝的财税之混乱之保守简直难以想象。
按照后世人的理解，户部应该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加民政部，掌管全天下的税收支配权，但实际上在明朝却不是这样的，明朝户部的官员也没有这个意识，户部更多时候充当的仅仅是为边军解押现银，为官员发放俸禄，并没有起到一个财政部门应有的作用.
明朝的财政收入应该是唐宋以来最混乱的，根本无法统计一年的收入有多少，有记录可查的是太仓库银最多的时候也仅仅只有五百多万两银子，就这些银子还要向边军解押，太仓库仅仅过一过手，还没焐热就要用出去.
所以朝廷的国库中永远都是空的，也就造成了现在无饷可用的窘迫，只能不停得加税.
“臣也对这个数字感到奇怪，按说以我大明商业之繁荣，税率之高，税目又如此之繁多，户部收到的商税本不应该只有这么点。”
朱桓思忖了一会才说道:“以孤看来，根源还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
“除了这三个衙门之外，还有塌房、官店。”所谓的塌房、官店就是仓库，明代规定商人贩运货物到某一地必须要存放到塌房、官店。
“所以货物运到塌房、官店之后还要征收塌钱钞，也是三十税一，另外商人交易需要依靠牙行，这牙行分官牙和私牙，如果是官牙撮合成交易，又需要交牙钱钞，也是三十税一。”
“太祖皇帝定下的三十税一的祖制没错，但是后来实行起来却是要正税、塌钱钞、牙钱钞一起征收，加起来就是十税一了。”
“先生可知朝廷一年征收多少商税？”朱桓带着疑问请教道。
“就臣所知，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上交到户部的商税总共四十多万两。”陈其猷对这个数字也很惊讶，不太确信的回答道。
“才四十多万两？”朱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朱桓冷静下来之后想起白天时店家曾经提到的胡义等人强收的条税正是打着纪王府的名义征收的，而他对条税究竟是什么却一无所知，向陈其猷请教道:“先生可知道条税？”
“殿下，所谓的条税就是起条预收之税，弘治年间开始征收的，当时朝廷制定这项税原本是为了防止商人逃税，所以预先向商人征收。比如商人从临清运往京师的货物征收十分税的话，需要先到临清的税课司交纳三分的税，等到了京师之后，再向崇文门税课司交剩下的七分税。所谓的起条就是临清税课司收到税之后开出的税票。此项税原本只向行商征收，后来朝廷开支大了之后，就连坐商也要交纳，以什么名义征收的都有，都是预先征收今后几年的税，老百姓称为条税。”陈其猷是临清人，所以就以临清举例道。
朱桓来到大明已经六年多了，对这个时代已经多少有所了解，知道官府将商人分为两类，开店设铺的称为坐贾，长途贩运的为行商。以朱桓后世人原先的理解是明代征收的商税很低，朱元璋定下的三十税一，此后成为定制。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朝廷征收到的商税本应随之增加，。
“此外设店开铺的还要交摊位税、长途贩运的要交车马税，税目多如牛毛。”
朱桓万万没想到明代商税竟如此复杂，类目如此之多，但就他所知既然朝廷设了如此之多的名目来征收商税，为何国库还如此空虚。
“再者就是竹木抽分局，商人贩运竹木、木炭、茅草、芦柴等都要向朝廷交纳一部分实物抵税。”
“还有就是钞关。这钞关本来是没有的，后来朝廷滥发宝钞，宝钞贬值，百姓都不愿使用，后来朝廷为了挽救宝钞，于是在各地设立钞关，强行让商人交纳宝钞，此后商人只能先拿银子换取一部分宝钞向钞关交税才能放行。”
“臣马上去查清楚。”徐忠应道。
按察佥事乃按察使副手，官居正五品，而齐同哲分巡荆州、承天、襄阳、郧阳四府，监视辖内宗室正是其职责所在，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朱桓绝不想跟他起任何冲突。
但从现在来看明代的商税远不止这么简单，就拿这条税来税，本身就属于预收税，虽然看起来不增加税收，但实际执行起来，多增加一个关卡，势必增加一分搜刮。
“先生再跟孤详细说说我大明的商税，孤以前只知道太祖皇帝定下三十税一的祖制，如今看来远没那么简单。”朱桓想多了解一番明代的商税，认真的询问道。
“是，殿下。先说我朝征收商税的衙门有哪些，朝廷在每个府县都设有税课司、局，府为司，县为局，统统隶属于户部，在各个关津、桥梁、渡口还设有分司、分局。税课司征收的税名为正税，三十税一，主管官员称大使、副使，由朝廷派遣御史、主事、监生担任，大使下面还有巡拦，朝廷规定巡拦必须由市井中的富裕商民来担任，既负责征税，又负责管理市场。像江陵县的齐元嗣任命胡义这等闲散人员担任巡拦显然违背了朝廷的规定。”
朱桓就记得东林领袖高攀龙一篇揭帖十分有名，后世经常将其按拿出来举例证明东林党反对征收商税，此贴名为《上罢商税揭》，贴中言道:“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
如果仅仅是高攀龙还好，虽然名声大，但官位不高，而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李三才则不同，此人当年是有资格入阁的，也是不折不扣的抵制商税的代表人物。当然李三才抵制征收商税主要是出于利益之争，当时万历皇帝派宫中太监向各地征收商税，李三才总督的漕运正是征税的重点，李三才的反对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东林党有本质上的区别。
审理正掌推按刑名是王府正六品府官，隶属于长史司，陈其猷正是王垣的顶头上司，正因如此徐忠才不便在陈其猷面前提起。
“殿下，单单一个王垣好处理，但是牵涉到按察佥事还是小心处理为好。”陈其猷见朱桓动怒，提醒道。
朱桓稍微冷静了下，思忖道:“没错，先查清楚齐同哲对这件事知不知情，有没有从中收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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