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理事会成员一致认同盐商行会的影响力不应只存在于食盐行业，应尽可能的扩张，食盐乃是暴利行业，许多盐商都身家数十万，有充足的资金涉足其他行业。
庄则敬始终拿不定注意，直到他听说米商从盐商会馆离开之后去了荆州当地最大的钱庄，终于想到了如何扩大盐商行会的影响力。
而要全部买下今年新产的稻米所需要的资金是海量的，本地米商这些年被晋商、徽商打压，实力大减，光靠米商联合起来仍不足以对抗这些大商帮。湖广盐商行会成立之后实力大增，因此米商们才会想起来向盐商行会借款。
兹事体大，庄则敬待米商走后立即召集理事会商议此事，结果连续商讨数日仍未达成共识，理事们大多对如何筹集借款、利息如何计算、米商们拿什么来抵押分歧严重。
不过温体仁的一番话还是让朱桓对开海禁一事有了更多的把握，关键还是在于形势。当朝廷面临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时，哪怕开放海禁对朝廷有再大的益处，朝廷也不会关心，而一旦忧患解除，朝廷上下就会有人重新提出开放海禁。
朱桓印象中明年也就是崇祯十一年就有人提出了开放海禁，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等反贼陆续被剿灭、招降，朝廷压力大减，也有心思处理这件事了。
“再等等吧，距离张献忠投降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正好趁这段时间联系一下江南一带的官员！”朱桓轻声说道。
上个月汉阳、武昌、荆州、岳州等地最大的米商曾经联袂到盐商会馆拜访，这些米商来找盐商行会的目的就一个——借款。
米商们提及由于这些年北方连年大旱，米价大涨，作为大明最大的稻米出产地湖广，本地的米商反而并没有从中得利，利润都让晋商和徽商赚走了，这些大商帮仗着财大势粗提前一年就下定金买下来年的稻米，令本地的米商无米可收。
更令人恼火的是本地米商将米运到北方之后受到晋商的打压，令他们损失惨重。因此米商们希望联合起来向盐商借款，筹集资金将今年产的稻米份额全部吃下来。
例如崇祯三年时兵部尚书梁廷栋就提出开放海禁，此次议论却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反对之人认为朝廷“若开海禁，利未得而害先至，当俟海不扬波之日，再为酌量举行。”当时沿海一带有大海盗李魁奇和钟斌屡次侵扰内地，因此朝廷不但未放松管制反而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等到李魁奇和钟斌等海盗被消灭之后，经福建巡抚熊文灿请求才重新开放了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禁，不料这次开海禁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因大海盗刘香的崛起朝廷重新严禁沿海商民出海。
由此可见朝廷政策的变动主要受制于内地反贼声势的变动以及海盗实力的强大与否，一旦反贼势大朝廷就无暇顾及沿海一带，而海盗实力如果大增朝廷只能采取被动防御，严禁商民出海。
湖广盐商会馆内，庄则敬手上也拿着一封信认真的读着，信是庄文彬托人今日送过来的，信中提到他对于当前澳门形势的看法，以及如何从中谋利。
对于庄文彬提到的联合湖广盐商共同出资成立商行一事，其实庄则敬早就在考虑了，只是一直在犹豫之中，令他犹豫不定的原因在于商行成立之后如何出资以及谁来管理的问题。
温体仁出自湖州，嘉湖一带历来就有出海贸易的传统，温家自然也免不了，可以说开海禁也关系到温家自身的利益。但为何温体仁始终不愿支持开海禁呢？原因就在于一旦开放海禁受益最大的是江南一带的商人，而这些商人又与东林党关系密切，温体仁自然不愿意便宜这些人。
况且不久前他才指使张汉儒告发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其中一条大罪就是私自出海，里通外国。如今要他支持开放海禁，这不是打脸吗？
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海禁政策并无多大改变，甚至在朝鲜战争之后朝廷上下出于对倭国的警惕，反对开海的人逐渐占了上风。但写信之人也承认尽管朝廷严格限制与倭国之间的贸易，但民间与倭国通商却日益频繁起来。
天启之后朝廷逐渐将重心放在抵御辽东之上，对东南沿海无暇顾及，尤其是崇祯帝自上任以来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处理反贼与辽东之上，对海外贸易之事不甚关心。然而朝中关于开放海禁的呼声一直没有停过。
朱桓看到这不由的嘴角一撇，自语道：“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温首辅！”
这封信正是内阁首辅温体仁所写，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温体仁找人代写，自从崇祯四年与温体仁相识以来，朱桓与温体仁通过不少不少书信，对他的字迹最是熟悉不过了。不过自从朱桓封往荆州之后，这位首辅大人是越来越小心了，每次与朱桓联系都不留下任何把柄，即使是书信也从不亲自书写，而是让下人代笔。
而且上次钱谦益一案时，赵文龙曾私下联系过温体仁，不料温体仁并没有出面而是派了心腹之人面谈，看来这位首辅大人做事越来越小心了。他也知道自己得罪的人太多，一旦被人知悉他私通藩王，那些被他逐出朝廷之人立马就会扑上去将他撕成碎片。
因此写信之人指出如果朝廷不能取得对反贼的胜利，就无从谈及开禁一事。而上海县又离日本太近，朝廷中仍有不少人对日本抱有警惕，要想朝廷允许上海开埠首先要让朝廷上下相信日本无侵犯之心。
上海所在的松江府是东南大府，与朝中江南出身的官员有切身利害关系，所以还要取得这些人的首肯，否则仍要面临强大的反对之声。
朱桓手上这封关于“上海开埠”的书信洋洋洒洒近万言，详细叙述了自隆庆以来朝廷在开海禁一事上的争论，由此可见写信之人对于开海禁一事已是相当了解。
信中言道自嘉靖以来由于倭寇不断袭扰沿海一带，而私商又多与倭寇有勾连，因此朝廷严禁私自出海。隆庆之后倭患已除，朝廷上下要求解除海禁的呼声也就渐渐多了起来，隆庆帝顺应形势，福建也成为朝廷唯一允许可对外贸易的地区。
然而写信之人也点出当时朝廷开放海禁并不是出于对外贸易，而是迫于沿海海商的强烈反抗，开海禁只是为了平息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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